王安石變法時，為了說服宋神宗，從而為世人留下這樣一段名言，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后人將其概括為“三不足”。由于列寧曾經把王安石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所以，這段“三不足”一直被看作是推動變法的宣言，得到了眾人的高度肯定。

      “三不足”是不是王安石的原話，是在怎樣的情境下所說的，目前在學術界有很多爭議。這里不做史學考證，僅僅對其文本含義加以分析。平心而論，“三不足”具有積極意義，尤其對于鼓勵人們堅守自己的信念能夠起到正面作用。然而從管理學的角度看，“三不足”也存在著先天不足，不能到處亂用。

       有許多格言名句，一旦脫離了具體情境，就無法判斷對錯。比如，“宰相肚里能撐船”，可以用來贊美寬容，也可以用來諷刺圓滑。“三不足”也是如此。當用它來鼓舞斗志時，就不能說它一無是處，但當用它作為“無法無天”的遁詞時，它的缺陷立馬凸顯。作為管理者，最好慎用這種名言。如果要用，也必須考慮具體的情境。

       與“三不足”幾乎成對立面的還有一段名言，就是孔子說過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兩者相比較，就更能反映出“三不足”的不足。就以天命來說，古代有許多人頻繁強調天命的重要性，這不僅僅是用來神化統治權威的，而且也是用來約束統治者的。具有天命，才具有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所以，古人有言：“君道隆盛矣，而可畏者唯天。”就是強調天對君主的制約。因為古代的帝王位于權力最高點，先輩只好用比帝王更高的“天命”來約束其行為。盡管這是軟約束，但總比沒有約束要強一些。如果帝王連天都不怕，什么事情做不出來？所以，就在王安石變法的當時，同為宰相的富弼就加以駁斥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使其力。”富弼認為這種說法的要害，是壓制不同意見，阻擋對皇帝的進諫。他強調這關系到天下治亂，力爭其不可。從當時情勢來看，富弼所言，有一定道理。當開封民間出現了斷腕自殘方式對抗新法的情況下，王安石還辯解說這是“愚蠢為人所惑動”，“亦不足怪”，就已經使他主持的變法走到了盡頭。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其內在的自身因素，不僅僅是反對者在作怪。

       管理者在進行變革時，不能不管不顧。尤其是外在約束較少的高管層，更應該抱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小心謹慎態度，古代的天命可以不管，但事物的法則必須遵循；前人的舊制可以變革，但行為的慣性總要考慮；風言風語的閑話可以不聽，但民情的向背和員工的心態總得重視。沒有這種考量，只是一味強調“無所畏懼”，往往是在為自己制造困局。當然，承認“畏天命”的正面意義，不是什么事都不敢做，強調制度遺產的效用，不是不可變革而是要衡量沉沒成本，重視員工心態，不是誰也不開罪而是要尋求心理認同。“三不足”的說法，只能用于意志強化方面，而不能用于行為選擇。

       從更深層次來看，有人偏愛“三不足”，不僅是看重那種不妥協不低頭的勇氣，而且是表達潛意識中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欲望。對于管理者來說，勇氣和欲望都是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獲得成功的充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