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主體型社會會增加消費需求，農民轉化為市民的過程會帶來很大的投資。但這個過程放慢，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放慢。”陳東琪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在60%左右，即平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城市化的年均增速將比前20年城市化的年均增速低20%。

最后一點，從區域角度，陳東琪談到，曾經快速增長的地區都在放慢，一些東南沿海地區都已回到常規增長。

“綜合這些因素，意味著中國經濟總量快速擴張期已近尾聲，‘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的核心是提質增效。從國際角度而言，就是提升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他說。

“不排除再次出現全球經濟危機”

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復蘇動力不足”為由，年內第三次下調對世界經濟增速的預測。但與此同時，卻提高了對美國經濟增速的預測。

“雖然基于在全球科技、服務市場和貨幣市場等方面有優勢，當前美國經濟出現了較好的復蘇態勢，但這種看似‘充足’的動力也只是相對的、短暫的。”陳東琪預計，一段時間來表現不俗的美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將會分別在2015和2016年見頂，此后將進入下降期，美國經濟也會再度陷入低迷。

之所以認為美國經濟“好景不長”，他給出的理由是四個字——需求不足。事實上在他看來，這已不是美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所共同面臨的頑疾。

“以前要是遇到類似于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問題，油價就會暴漲，現在反而下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需求供給嚴重不平衡。”陳東琪相信，沒有需求增長的時代，經濟增長也難有出色的表現。

而引發需求不足的深層次原因，則需更多從發達國家應對危機的舉措中來尋找。陳東琪分析談到，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依靠強刺激縮短了遭受危機沖擊的時間，但結果卻是“世界經濟的調整并不充分”。

“美國從戰后一直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之所以能大體保持較快增長，是與1929～1933年的那次大調整密不可分的。”他直言，危機中調整得越充分，未來增長的動力會越強。但此次危機后，世界經濟雖然經歷了短期調整，發達國家諸如債務水平高、福利水平高等結構性矛盾并沒有得到明顯改觀。

“債務水平和福利水平過高，必然導致未來缺乏足夠的資金進行投資，再考慮到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發達國家需求能力減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陳東琪強調。

除了需求不足，拖累世界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因素則是貿易下滑。“從最近幾年的數據來看，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放慢。最近3年的增速大概只有最近30年全球貿易增速1/2的水平，每年只有4%、5%左右的增速，而原來經常是兩位數增長。”陳東琪談到，世界貿易這個發動機的減速，一定會使經濟增長放緩。

基于這種局面，他告誡到，“十三五”時期，全球經濟增速會進一步放緩，年均增長很難超過3%，甚至不排除出現第二次經濟危機的可能。“如果真的發生，有可能是在2018～2020年，而且會比此次危機更難以應對。”他談到，“因為這一次還可以搞零利率、搞QE，到了第二次還能這么做嗎?還敢這么做嗎?”

陳東琪直言，當前全球利率水平都處于低位，一些經濟體甚至是負利率，在全世界貨幣都過剩的局面下，即使遭遇危機也很難再依靠“發票子”來應對，所以只有調整、衰退和下降，“屆時，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會比現在更加惡劣。”

用改革紅利稀釋轉型壓力

梳理今年以來的經濟運行態勢，就業形勢良好無疑是值得稱道的亮點之一。

在GDP同比增長7.4%的環境下，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前三季度達到1082萬人，預計全年超過1300萬人，遠高于年初1000萬的目標。“轉型時期，經濟增長不斷下臺階、找底線，但對就業的沖擊一開始不會很大。”針對這一狀況，陳東琪給出了三點解釋。

首先，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供給在減少，即要求工作的勞動力和前30年相比大幅減少。

其次，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提高。“1個百分點GDP的增長，原來能帶動70萬、80萬的新增就業，現在則是150萬以上。”陳東琪分析談到，這主要是因為，相比較制造業，服務業帶動就業增長的幅度更大。

其三，“農村剩余勞動力水池里的水不多了”。陳東琪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改革開放前30年，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將農村原來大量隱性的失業人口變成為城市中顯性的失業人口，因而就業壓力很大。但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如今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已大大減少。

“如果說改革之初是80%的農業人口養活將近10億總人口，那現在則是6億多農業人口養活13.5億總人口。”在他看來，這意味著，相比較以前幾乎是無限供給，未來農村慢慢會出現勞動力供給結構性不足的狀況。

“正是由于失業增長和經濟減速不同步，因此在本輪經濟下行初期就業壓力不是很大。”不僅如此，陳東琪認為，如果經濟繼續下行，失業率即使走高一些，也不用過于擔心，因為中國經濟結構已發生了新的變化——服務業和小企業發展更加迅速。

按照他的分析，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率的提升，服務業不斷增加，GDP增長帶來的就業將繼續擴張;另一方面，相比較于大企業，創造出同樣的GDP，小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更多。

“因此，未來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破除阻礙服務業和小企業發展的障礙，通過改革來稀釋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就業壓力。”陳東琪最后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