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與中國在基礎設施等領域的互補性合作潛力很大，近來，隨著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的逼近，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學者將此次大選視為澳中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新契機，并認為“一帶一路”或成為澳中在南太平洋地區開展基建合作的重要平臺。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國際經濟與亞洲研究學院榮譽教授、澳聯邦人文學院院士馬克林說，“一帶一路”已使包括亞洲、歐洲及非洲在內的經濟前景發生了巨大變化，一些學者甚至開始將“一帶一路”覆蓋的地區稱為“歐亞非”大區。一些西方媒體總喜歡對“一帶一路”吹毛求疵，有時甚至抹黑，不過要知道這是任何重大倡議的發展都需要經歷的。他喜歡從大格局來看待“一帶一路”。中國對全球化的貢獻在快速上升，“一帶一路”正是這一趨勢的主要因素。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經濟和其他領域的重大轉變，這些轉變越來越對中國有利，“一帶一路”正是這種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在他看來，更多的“一帶一路”合作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他希望“一帶一路”成為澳中開展地區基建合作的平臺。

悉尼科技大學澳大利亞-中國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羅震博士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并不反對“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澳中兩國政府簽署了在第三國就“一帶一路”項目進行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澳大利亞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目標，即提高區域互聯互通，填補區域基建空白。其實，澳中在南太地區基建領域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太平洋島國希望澳中兩國合作支持本地區國家發展。雖然澳中在該地區存在競爭，不過競爭本身不是壞事，競爭往往能促生好的結果。除了基建，澳中兩國還可以在太平洋島國發展、健康等其他領域合作。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經濟研究局主任、東亞論壇主編皮特·德賴斯代爾教授表示，“一帶一路”是一個龐大的倡議，對國際公共產品發展有積極貢獻。該倡議的精神值得推廣，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實施起來很容易。因為該倡議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倡議，還涉及外交議題，需要對外交等多個領域進行管理。從一開始，該倡議就是一個基于伙伴關系和互利共贏合作的機制。對一個倡議而言，在實施和推進過程中出現問題很正常。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改善“一帶一路”倡議產生的公共效應，這便具有了更積極的意義。眾所周知，亞太地區存在基建資金的巨大缺口，所有填補這塊投資缺口的資金都應該受到歡迎。如何去分配這些資金，就需要建立一個機制和規則。他認為，澳大利亞應該與中國一起提出倡議，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區域基建部長級對話機制，此部長級對話機制可在APEC框架下進行。2014年，G20提出建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但這一提議一直沒有被推進。而區域基建部長級會議通過討論問題，進一步提出一個機制，同時還可以聯合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如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他表示，也可以將這個部長級會議放在RCEP框架下進行，區域大國如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等需要聯合區域其他國家。中國有責任發出邀請，就建立“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和地區伙伴關系框架而努力。

羅震、德賴斯代爾透露，他們都受邀于近日赴北京參加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對于參與此次論壇的期待，羅震博士說，“一帶一路”已進入一個非常有趣的階段，因為它已不是新事物，已走過5個年頭了，“一帶一路”倡議收獲了碩果，也面臨著不少挑戰，他很想了解“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現狀。他認為，亞投行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即中國通過亞投行將各國的關注納入到自己的發展規劃中。澳大利亞是亞投行的粉絲，是其成員國之一，非常支持亞投行。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面臨一些批評是個好事，這提供了完善“一帶一路”項目的機會，有利于將“一帶一路”建設推向一個新高度。德賴斯代爾教授則表示，他會將建立“一帶一路”機制作為主要建議和觀點在論壇上提出來。他認為，機制是“一帶一路”倡議順利推進的重要保障，應該通過對話來確認哪些是區域在基建方面遇到的問題，然后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便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項目。他希望看到“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合作伙伴協定的簽署，這樣區域的重要伙伴國都會作出承諾。